近年来，实体经济成本负担较高引发社会关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三去一降一补”五大经济任务。2016年8月，国务院发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方案提出，经过一到两年努力，取得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的初步成效，经过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2017年4—6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九省份实地调研了解各地降成本工作的进展、成效及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8月1日在京发布《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近六成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这表明，近六成样本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低于5元。而近年来企业其他方面的成本，包括人工成本、成本、用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增长速度较快。
分区域看，2016年几个调研省区实现了2016年拟定的减轻实体企业成本的政策目标。其中，云南、河南、山东、降成本总金额超过600亿元。
财科院调研组调研的行业涉及有色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科技等多产业领域，贯穿原材料到终端消费品全产业链，涵盖大中型国企、民营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类型企业。
报告调研了14709家样本企业，样本企业遍布全国各个区域（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覆盖全部所有制类型（国有、集体、外资和民营），涵盖了各个规模企业（大型、中型、小型以及微型企业），涉及15个行业。
从企业经营及效益情况看，2014年至2016年，全国样本企业中约有70%的企业是盈利的，约有30%的企业是亏损的。其中，东北地区的盈利企业比重显著低于全国，约为60%，表明企业的经营状况遇到的困难较为严重。从盈利企业的情况看，经营效益在2015年下降后，2016年出现明显好转的趋势，净利润较2014年增长速度为10.81%，整体向好。但是，亏损企业的情况依然严峻，2015年净利润下降幅度达到35%，2016年进一步下降23%，特别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出现大幅度下滑，直观反映了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
税收负担是社会最为关注的一项成本，很长时间以来，众口一词的观点是企业税收负担太高导致企业总体成本偏高。那么，企业的税收负担到底是多少呢？
报告显示，58%以上样本企业的“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90%以上样本企业的“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15%。这表明，近六成样本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低于5元。
在人工成本上，以工资成本看，除了因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工资增长外，《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要求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也加快了工资成本的持续上升。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1995年的5348元，提高到2015年的62029元，增加了10倍多。1995年至2015年期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3.0%。
在成本上， 2000年的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1014.90亿元，到2014年已达到9575.50亿元，增加了8倍多。2000年至2015年期间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5.5%。再具体从工业看，2004年至2014年期间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2.5%。
在用地成本上，我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由2005年第一季度的1212元/平方米上升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3880元/平方米，年均增速为10.2%；商业（商服）、居住、工业地价水平也分别由2006元/平方米、1184元/平方米和482元/平方米上升到7017元/平方米、6040元/平方米和787元/平方米，商业地价年均增速为11.0%；工业地价年均增速为4.2%。
在原材料等成本上，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除2009年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总体上呈现每年较上年同期增加的情况，2012年之后购进价格指数开始同期减少。
从实地调研情况看，报告显示，山东、福建、等调研省份实现了2016年拟定的减轻实体企业成本的政策目标。
本次调研课题组负责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实地调研情况看， 2016年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采取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举措，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更大活力。
分省份看，2016年营改增减税规模达327亿元，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实现“零收费”，每年可减轻企业收费负担约100亿元。福建省全面停征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收费，落实国家扩大18项行政事业收费免征范围，共计减少涉企行政事业收费约16.04亿元。和实现涉企税费负担合理降低的目标，2016年降低108亿元，降低492.7亿元。河南省认线条税收优惠政策，全面推行“营改增”，为企业减税超240亿元。从全国整体情况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从2014年开始呈下降的发展态势。
与减税降费见效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推进“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难度大、见效缓慢且后续繁重。
在刘尚希看来，虽然全国上下在积极深化“放管服”，重点围绕投资、生产经营、市场准入、资质资格、进出口、创新创业等领域，着力降低制度易成本，但由于与市场边界不清晰、中介收费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降低制度易成本的空间依然很大。
报告指出，在人工成本和资源成本的趋势性增长情况下，包括原材料和物流等属于由市场决定的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主要由市场供需决定，并不是想降就可以降低的成本。
带来的成本方面，报告认为，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市场进行合理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是合理和必要的，企业成本中可以降低的主要是由决定的不合理成本，包括指不合理的制度制定、管制、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等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
基于此，刘尚希认为，不能孤立地降成本、就成本降成本、为成本而降成本，也不能以行政方式降成本。而应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所谓的高成本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滞后导致的制度性成本。“这个制度性成本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审批权没有下放的原因，而是当前这个阶段的风险总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产生各种制度性成本，最终为企业的各项成本。”
刘尚希，解决企业综合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仅是降税清费的问题，还和社保体制、金融体制、电力体制等密切相关。如果各项不全面推进，依靠现有的下调一点税率、降低一点社保缴费比例等，难以收到长期效果。“应改变各部门在税费、能源、融资、投资、社保等重点领域各自为政的做法，加强部门联动和降成本政策的协调，并与体制机制结合起来，切实保障降成本政策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