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指导工作的需要，经常听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形成了关于汇报工作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对现在的领导干部学习掌握汇报工作的规律仍有意义。
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加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连续听了43天汇报。这次听汇报，不仅在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个重要，其间还对领导干部如何汇报工作提出了要求。
在2月16日这一天，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汇报之前，根据前两天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就如何汇报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发议论”，就是要通过对一系列材料的说明和分析，更清晰、更系统全面地说明情况，从而让上级领导了解事情的和来龙去脉，而且要能够从事实背后找出本题，上升到理论高度，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形成科学的决策意见。1958年3月2日，听取委的汇报，因为后者只讲了一些数字和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委婉地道：“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1956年3月2日，在继续听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之前，他专门先讲了一段怎样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
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现在脑子也不，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对此进一步作理论概括，他说：文件、文章、讲话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期间，李锐和林一山两个人被要求一起向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的意见。当时林一山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是三峡工程“上马派”，担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是“反对派”。两个人的汇报意义十分重大。
林一山先汇报，讲了两个多小时。李锐的汇报不到半小时，重点突出，要言不烦，反而让听者印象深刻。两个人汇报之后，虽然听者的倾向已经基本形成，但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没有轻易作出决断。他说：说了不算，再给三天时间，你们两个人各写一篇文章，第三天晚上再来开会。
李锐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的指点。说：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的开头不鲜明。李锐按此要求作了修改。两个人交了卷，林一山写了两万字，李锐写了八千字。到第三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所有领导人都已经读过两篇文章。首先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李锐的文章：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他不仅接受了李锐的观点，最后还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要注意培养秀才”。
曾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写汇报材料。1948年1月7日，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中央局和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明确“由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第38条：“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李悦是谁儿子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说：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央各部门写了12篇报告，很好。下次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要写一个报告来，谈主要问题，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第一要亲自动手。
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动手”呢？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一切依赖秘书，这是意志衰退的表现。”1964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现在胜利了，大房子来了，汽车火车也来了，病也来了，官僚主义也来了。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要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下来我又改，然后发给大家，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1964年，说：“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周总理出国，一出就是三个月，到哪个国家也要发表公报，都叫他写不行，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显然，反对的是“一切依赖秘书”的官僚主义作风。（摘编自2007年4月16日《学习时报》 蔡永飞/文）
本文由 325游戏（m.325games.com）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