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无论简目、题跋、藏书志以至综合的版本目录都有错误，即使出于大藏书家之手者也难例外。如《绛云楼书目》把明宣德时建阳书坊叶氏广勤堂刊刻的《万宝诗山》误认为宋版，《读书敏求记》把从日本正平刻本影抄的《论语集解》误认为高丽旧抄，《荛圃藏书题识》中定为宋本的《注魏鹤先生渠阳诗》其实只是明人的翻刻本，定为元本的《丁鹤年集》其实只是明初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定为元本的《平江纪事》其实只是明正德嘉靖时刻本。这些都可说是鉴别上的错误。此外，还有故意弄虚作假的，如缪荃孙《艺风藏》中著录的宋元本就不一定都靠得住，其中有些就是准备日后售高价而伪题宋元的。我当年在上海修文堂旧书店见过一部缪氏晚年自己在批有售价的《艺风藏》，其中有的书批“真元本”，可见未批“真元本”的所谓元本就有问题。我还在修文堂见过一部缪氏旧藏的《风俗通义》，是明万历时胡维新刻《两京遗编》的零种，卷九、卷十还是抄配的，但《藏书志》却定为元本，这岂不是明明在欺人?至于综合的版本目录，如莫、邵两家也都脱误累累，有的是原批之误，有的是传抄致误而付印时未能校改。《书目答问》及范氏《补正》虽然校印比较认真，但原书仍存在着某些错误，新印本未能校正。
简目、题跋、藏书志以至综合版本目录的邵、莫、朱三家，都着眼于记述旧本、善本，除《书目答问》等少数几种外，都很少注意通行易得的本子。同时他们心目中的善本，又多是从藏书家角度讲的成为文物的善本，很少是从校勘角度讲的善本。而如前所说，有些成为文物的善本，在校勘上往往并不是真善。如南宋建阳书坊黄善夫本《后汉书》，刻得很精美，是藏书家的善本，但文字错误很多，有的还错得很，“如《庾乘传》‘由是学中以下为贵’，‘由’误作‘曰’，《符融传》‘但即土埋藏而已’，误合‘即土’为‘堲’字，《许劭传》‘平舆人也’，误作‘千舆’”(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傅氏误记为刘元起刻本)，《郭太传》也和通行本一样把传末注文七十四字误作大字，而这些在明嘉靖汪文盛刻本即所谓闽本里反而不误。又如《四部丛刊》重印本所收《西崑酬唱集》，是用傅增湘所藏明嘉靖时张■玩珠堂刻本影印的，这个本子虽是《酬唱集》仅存的一个明刻本，却乱改原书款式，把原书所记撰人职衔移至卷首作为“西崑唱和诗人姓氏”。其中，“懊恼鸳鸯未白头”七律的撰人本题“元阙”二字，即传本原阙撰人之谓，这个本子却把“元阙”列入“唱和诗人姓氏”中，好像真有个姓元名阙的诗人参加唱和。可见这个本子在某些地方反不如清初的几个刻本能保存原书本来面目，但傅氏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却对它大事夸扬，得毋敝帚自珍之失。类似这样的事例为数尚多，切勿震于旧本或收藏者盛名，以耳代目。
简目、题跋、藏书志各书一般只记一种版本，即使不止一种，旁及其他，也很难把该书的所有版本备列齐全。综合的邵、莫、朱三家以及《书目答问》等虽列出各种版本，但仍未能弄清楚大多数版本之间的渊源递嬗关系，更很少在这些综合目录里加以说明。因此，在整理古籍时，仍需将该书的各种版本收集起来仔细地比较研究。例如《说文解字》一书，《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黄丕烈有宋刊小字本”，又说有“孙氏平津馆仿宋小字本”、“藤花榭仿宋小字本”，但没有说明孙氏所据宋本、藤花榭额氏所据宋本和黄藏宋本的关系。其实，的几个宋本，包括孙氏所据、额氏所据本都出于同一版所印，其中，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各本文字间有歧异，当是补版有先后所致(各卷题衔有作“许慎”而“慎”字避宋讳缺末笔者，有避宋讳改作“许氏”者，也有不避讳径作“许慎”者，前二者当系南宋时两浙地区原刻及补板，后者则系元代补板而决不会是北宋真前原板，因为如果是北宋原板，至南宋刷印时决无不事剜改之理)。又《标注》在此书下说“汲古阁影刊北宋本”，又说“明赵灵均影宋大字本，即毛本所仿”，二者自相矛盾。其实，汲古阁所据即上述宋本，“嫌其字小，以大字开雕”，书尾毛扆跋语足证，仿宋大字本之说绝不可信。《标注》还说此书有“朱筠刊本”，《续录》还说有“清同治十三年浦氏翻刻孙本，同治十二年陈昌治校刊本，光绪七年淮南书局刊本”。其实乾隆时朱筠椒花吟舫刻本，即用仿汲古阁本之经毛扆五次剜改者刊刻，淮南书局本即用仿汲古阁本之四次剜改者刊刻，陈昌治本是据孙本改为一篆一行刊刻。所有这些，《标注》、《续录》都没有讲对或楚。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前人都给我们把事情做现成。前人疏略之处，正有待我们来补正。至少在整理到这部古籍时，必须首先把它的各种版本及其渊源递嬗关系弄清楚，不能马虎从事。
即使弄清了各个版本的先后和渊源递嬗关系，还不一定能立即判断其优劣。一般说来，刻或抄在先的似乎总要比后的优，重出之本似乎总要比原本差，但有时偏偏相反。例如，南宋程大昌的《雍录》，宋本久已失传，现存最早的是明嘉靖十年李经刻本，还有一种是稍晚的万历时吴琯刻《古今逸史》本。我手边只有万历本，要整理点校，用嘉靖本作对校，发现凡有异同之处几乎都是万历本正确，可见万历本所源出的本子一定比这嘉靖本更早更善，应该用万历本做底本。清人著作刻本中也有晚胜于早的情况。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康熙初刻符山堂本只有八卷，而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刻足本有三十二卷。又如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嘉庆二年初刻不分卷，道光七年重刻本才扩大为三十二卷；而三十二卷本里收入的《春秋名字解诂》，原名《周秦名字解诂》，嘉庆原刻本二卷，经增删改名编入了道光本《经义述闻》。现在八卷本《日知录》、不分卷本《经义述闻》以及《周秦名字解诂》已可登诸善本书目，但如选择底本自应用通行的足本。再如诗人黄景仁的集子，较早的有嘉庆四年赵希璜刻的《两当轩诗钞》十四卷、《悔存词钞》二卷，但并不足。其孙志述广搜遗篇，在咸丰八年刊刻了足本《两当轩集》二十二卷和考异二卷、附录四卷，稍后的印本还把附录增添为六卷。所以，校勘整理黄集自应以这个咸丰足本为底本而不能用较早的嘉庆本。至于重刻之本转胜于原本的事也不乏其例。如清季王鹏运校的《梦窗甲乙丙丁稿》，光绪二十五年初刻，三十年重刻，重刻时王氏又校改了多处，并改正了初刻的个别误字，因此后来居上。如果整理王校《梦窗甲乙丙丁稿》，就要用这个重刻本为底本而初刻本只能备参考。
由此可见，在接受前人、学习版本目录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核对原书，自己下功夫钻研，在整理古籍选择版本时尤应如此，而决不能仅仅记诵一点前人的就自满自足。 (来源：（摘自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