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以夏鼐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治学态度和敬业,传承文化,探索未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相信,有全国考古工作者的齐心协力,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２０２０年２月是夏鼐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同年６月又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夏鼐于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９日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致送花圈，中央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在《》发表悼念文章。强调指出：“完全应该地承认，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１９５０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又说：“夏鼐同志的毕生心血，部分地凝聚在他的许多第一流的考古学论著中，更多地凝聚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巨大发展的实绩中。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这是对夏鼐毕生业绩的评价。毋庸置疑，夏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奠定基础，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历史选择了夏鼐。夏鼐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具有其他同辈学者所不具备的条件。
第一，夏鼐具有我国考古学界无人企及的深厚学养，既学贯，又博古通今，文理兼备，始终站在考古学的学术前沿，洞悉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学术视野异常广阔，治学作风极为严谨。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荣膺中外七个院士称号。
第二，夏鼐身居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的领导岗位，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到所长，再到中国考古学会首任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历时三十余年，跨越新中国考古学的整个奠基时期。
第三，夏鼐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忠于党的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为了宏伟的目标兢兢业业，勇往直前，忘我地艰辛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夏鼐早年就读于国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温州中学），及上海名校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接受了文理并重的基础教育。后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陈寅恪、钱穆、蒋廷黻、雷海等名师，潜心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重要历史典籍，打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功底，在历史学领域崭露头角。１９３４年，夏鼐考取公费留美考古学门名额后，在傅斯年、李济的指导下进行出国前的业务准备，又在梁思永的指导下参加殷墟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其后决定改赴英国留学，以历史时期考古为主攻方向。夏鼐赴英初期，进入伦敦大学艺术研究所，曾选修该校考古学院的多门课程，系统学习现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惠勒（Ｍ．Ｗｈｅｅｌｅｒ）教授的带领下，参加史前时期的梅登堡（ＭａｉｄｅｎＣａｓｔｌｅ）山城遗址发掘。后来，为了掌握历史考古的工作与研究方法，夏鼐知难而进，毅然转学大学学院的埃及考古学系，师从古埃及文权威伽丁纳尔（Ａ．Ｈ．Ｃａｒｄｉｎｅｒ）教授，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取得优异成绩；参加英国考察团对埃及阿尔曼特（Ａｒｍａｎｔ）、巴勒斯坦杜韦尔（ＴｅｌｌＤｕｗｅｉｒ）二遗址的发掘，又进行古埃及和古罗马史迹的广泛考察；进而选定埃及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串珠研究为其学位论文的课题。他在格兰维尔（Ｓ．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教授的指导下，用三年的时间进行资料收集与考察，并曾得到埃及学大师皮特里（Ｆ．Ｐｅｔｒｉｅ）的指点。夏鼐于１９４１年返回祖国后，再花费两年多时间最后完成了学位论文。伦敦大学于１９４６年特许免予答辩，缺席通过，颁予其埃及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证书，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夏鼐的博士论文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年先后出版了英文原本和阿拉伯文、中文两种译本。
由于夏鼐留学期间，满怀对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抱负，时刻考虑怎样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因而异常地勤奋，博览群书，几乎每年都阅读论著百种以上，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著作，文化人类学基本理论和不同流派著作，古代文明重要地区的考古报告等等，密切关注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当时他曾向前往英国进行学术访问的李济表露对殷墟早期发掘无序的不满，李济坦诚地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叹息道：“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李济留学美国原本攻读人类学专业，转行从事考古工作，自然不熟悉科学的发掘方法。留美主攻考古学的梁思永，对殷墟发掘在方法上有很大的改进，但仍存在不足。再说李、梁二位留学回国已有十多年时间，对于国外考古学的进展情况已经生疏。而夏鼐在英国这个现古学摇篮学成回国，则是成竹在胸。他满怀抱负和，准备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心血。
夏鼐留学回国后，就表现出了其考古学的扎实和全面，不仅掌握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熟悉史前考古学的基础知识。途经昆明时，在大学文科研究所作了题为《考古学方》的。到达迁至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后，遵李济之命出色地整理一批欧洲旧石器标本，为其所著《远古石器浅说》文稿提出修改意见。他应聘至中研院史语所，奉派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将近两年的调查发掘，更取得令人瞩目的收获。洮河流域的工作，特别是宁定（今广河县）阳洼湾齐家墓葬和临洮寺洼山墓葬等的发掘，为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现称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了寺洼文化的内涵，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问题，从而宣告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敦煌小方盘城的发掘，则使难以解决的汉代玉门关问题从考古学上找到了确实。这些突出的研究受到国际考古学界和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初步确立了夏鼐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并曾受命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但是，由于夏鼐在早年阅读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进步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对日益不满，所以在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明智的抉择，于１９４８年末断然脱离史语所，前往。
中华人民国成立后的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郑振铎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约请若干专家筹备各项业务，参与其事的有向达、裴文中、王振铎、苏秉琦等人。当时，拟由向达任图书馆处处长（未就任），博物馆处则由裴文中任处长、王振铎任副处长，而约请夏鼐主持古物处（后定名文物处），为考古发掘工作的领导者。郑振铎曾屡次致信夏鼐，信中说：“将来发掘工作，总要由古物处领导的。我们的意见，都以为兄主持，最为适宜。”又说：“我们非常迫切的希望你能够来主持古物处”，“此间专候兄来领导考古发掘的工作”。甚至说：“弟等盼兄北上，如之望云霓！”恳切之情溢于言表。已经去往的高去寻也曾预言：“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续起衰者，则舍兄（夏鼐）其谁。”后来，中国科学院于１９５０年５月筹备成立考古研究所，总理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任命郑振铎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作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两位既在国外受过正规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贡献卓著的田野考古学家，众望所归地被任命为副所长。梁思永卧病已久，只能在病榻上运筹帷幄，夏鼐则是唯一能够亲临第一线的著名田野考古学家。在梁思永于１９５４年去世和郑振铎于１９５８年遇难以后，考古研究所曾由尹达兼任第一副所长、所长，１９６２年夏鼐被任命为所长。虽然如此，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各项常务工作，始终由夏鼐进行全面而具体的领导，而且直至夏鼐去世前夕，全国主要地区的重要考古工作，也始终心悦诚服地聆受夏鼐的指导。夏鼐广博的学识与开拓考古工作的业绩，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掌门人。１９５５年，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后任常务委员）。１９７９年，夏鼐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首任理事长。１９８２年，夏鼐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又任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不遗余力地为中国考古学引航掌舵。他在整个新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致力于考古队伍的培育和实事求是严谨学风的缔造，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夏鼐对新中国考古学人才培育的主导作用，首先是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初亲手培养业务，其次是推进全国考古工作人员的培养。
考古研究所成立时，考古业务人员仅有十四人。除梁思永、夏鼐二人外，有原属中研院的考古界元老郭宝钧研究员、技工魏善臣和测量员徐智铭；原属北平研究院专治新疆考古的黄文弼研究员、参与过宝鸡斗鸡台发掘的苏秉琦副研究员、资深技工白万玉。他们参与田野考古的经历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掌握的发掘技术都不够全面（有的人在发掘中依赖技工，自己并不下墓坑操作；有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很好地进行记录工作），需要在操作规程上进行规范；而新参加田野工作的六名青年人中，安志敏、石兴邦、王仲殊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或本科生，王伯洪、马得志是原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人员，赵铨则是新招聘人员，更需要在实践工作中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所以最初几年，梁思永以孱弱之躯在病榻上勉力主持日常所务，夏鼐则全力带领年轻人连年去田野拼搏，培养年轻的业务。他在开拓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同时，规范了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为全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夏鼐就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后一个星期，就由他和郭宝钧分任发掘团正、副团长，苏秉琦任秘书，带领考古研究所第一支发掘队，前往河南辉县进行为期近四个月的发掘。其间，发掘队的十二名人员，除安排年近六旬的郭宝钧由魏善臣陪同、单独住一间小房子外，夏鼐、苏秉琦和青年同志们集中住一间大房子，十张折叠床一字排开，大家戏称仿佛“排葬坑”一般。夏鼐掌握发掘工作的全盘进程，每天在相距十多里的琉璃阁、固围村两地间奔走，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他身先士卒，亲手操作，自己先取得辨识当地熟土与生土的经验，再手把手地传授给初次下田野的青年同志，使大家迅速学会认土、找边和剔剥人骨架。他在操作规程上对年轻同志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人初次参加田野发掘，不懂得随时观察墓葬填土中的包含物，以为起土时闲着没事，便在坑边看起书来，当即被他。晚间，他要查阅年轻同志所写发掘记录是否符合，如有懈怠也要受到，必须重写。
辉县发掘用工最多时达到四百五十人以上，规模之大堪比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５年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王陵区的发掘。除雨雪天停工的十多天外，星期日和年假都不曾休息，实际开工一百一十四天，进行至翌年１月２３日，大寒以后始告结束。取得的学术收获主要是，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找到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存，并第一次成批清理随葬陶器的战国墓葬。固围村三座并列的战国时期魏国贵族大墓，规模之大前所未见，虽然都遭到严重盗掘，仍若干珍贵遗物。而夏鼐在琉璃阁第一次成功发掘战国车马坑，则在田野考古技术上尤具重要意义。发掘期间，正值连降鹅毛大雪的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冻土坚硬如石，每天要用炭火烤化才能下挖。探方内十九辆古代木车早已成灰，仅存木料的空隙，夏鼐采取埃及考古发掘中的方法，即将石膏液灌进空隙以保留原来的木质痕迹，再剥去周围的泥土。他匍匐在冰冷的地上，以冻裂的双手仔细剔剥，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将古代木车完整地揭露出来，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其中的艰辛非局外人所知。早年殷墟侯家庄、浚县辛村、宝鸡斗鸡台等地的发掘也曾遇到车马坑，都以失败而告终。夏鼐在殷墟进行发掘实习时有此经历，１９４９年初家居时，特地钻研有关古代车制的文献资料，通过琉璃阁车马坑的完整揭露，结合实际深入钻研《考工记》及有关文献，第一次根据实物复原了古代车子的模型，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辉县发掘报告》出版的同年（１９５６年），柴尔德（Ｖ．Ｇ．Ｃｈｉｌｏｌｅ）在其所著《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一书中，评述二战以后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时，特地提到：“中国的考古学家采取更加精细的发掘技术，于１９５１年成功地将公元前４世纪至前３世纪的战车予以复原。”辉县发掘以后数十年间，各地陆续成功地发掘许多车马坑，使商周车制及其演变得以进一步明确。饮水思源，夏鼐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
１９５１年４月，考古研究所为进行中原地区史前遗址的考察，同时派出两支调查发掘团。河南省调查发掘团由夏鼐率领，前往河南部地区，参加者有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陕西省调查发掘团由苏秉琦率领，前往西安附近，参加者有石兴邦、王伯洪、白万玉、钟少林。夏鼐一行到达河南后，又有当地的安金槐、蒋若是、贾峨等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据参加者回忆，调查时每天步行十几里乃至几十里程，食无定时，饥饱无常，粗细不择，加之天气已经酷热，甚感疲劳，而夏鼐总是走在前面，边走边告诉大家怎样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的线索。傍晚，夏鼐和青年同志一道，背负采集到的陶片、石器等沉重的标本，疲惫地返回住地。晚上和休息时间，他带头清洗陶片等标本，用毛笔蘸墨汁在每件标本写出土地点、坑位和层次的编号。通过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进一步判明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当时尚误认为是“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成皋点军台的发掘，使青年同志对发掘史前居住遗址的难度深有体会，不仅发掘出红烧土和白灰面等遗迹，而且在国内古代遗址中第一次找出不易辨认的柱子洞。一个季度的田野调查工作，进一步培养青年同志工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夏鼐身体力行地传授献身和严肃作风，使他们懂得考古工作不是浪漫的抒情诗，而是脚踏实地、艰苦细致、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草率和马虎。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旬至１９５２年２月初，夏鼐率领中国科学院湖南省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近郊进行古墓发掘，参加者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以及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先后在长沙东郊彼此相距二公里多的几个地点（陈家大山、伍家岭、识字岭、五里牌与徐家湾）进行发掘，共计清理战国墓葬七十三座、西汉墓葬六十五座、东汉墓七座，另有唐宋墓葬若干座。通过这次发掘，积累了在南方地区发掘古代墓葬的经验，对长沙地区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墓葬形制、棺椁结构、器物组合有了初步的认识。其中，战国时期的４０６号墓，第—次完整的楚墓棺椁结构，第一次发掘出土楚国竹简和漆器。伍家岭西汉后期的２０３号墓，则第一次发现木质车船模型，为研究汉代交通工具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间，还曾在五里牌外勘察相传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陵墓的马王堆，判明其应为汉代墓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马王堆汉墓发掘，了这一正确判断。
辉县、长沙两项发掘结束以后，夏鼐又亲自主持编写两项发掘的报告——《辉县发掘报告》和《长沙发掘报告》，分别于１９５６和１９５７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两部考古报告，也是具有样板意义的两部报告。其中除《辉县发掘报告》有郭宝钧、苏秉琦和夏鼐本人撰写的篇章外，大部分内容由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和陈公柔等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的年轻同志执笔。夏鼐认为，编写报告是发掘工作的继续，也是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重要环节。所以，在编写过程中，他亲自审查提纲、审阅文稿、核校资料、编排图版，具体而微，反复修改，直到最后定稿。通过这些工序，使大家掌握了从整理原始记录资料到器物分类排比、遗址和墓葬分期断代，再到妥善安排适当的文字表述与必需的辅助图表，以期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从而构建一整套编写报告的基本规范。其中，王伯洪执笔撰写的《辉县发掘报告》琉璃阁战国墓葬部分，是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夏鼐指导下第一次运用类型学方法，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与组合进行墓葬分期断代。当时尚属青年的这些同志，在日后长时间的研究工作中，始终遵循夏鼐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的，不时将自己撰写的论文送请尊敬的导师审阅，并以此为荣。他们被誉为考古研究所的“五虎上将”，是新中国田野考古承前启后的第一批业务。
１９５２年，为了应对国家即将到来的基本建设，迅速培养田野考古人才，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大学合作，一面共同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人员进行田野考古知识和技能的短期培训，以适应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急切需要。一面在大学历史系创办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以便更有系统地培养考古研究专门人才。夏鼐直接参与考古专业和考古训练班的组织领导与具体策划，为此他在１９５２年７月，连续参加在教育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大学召开的会议，讨论考古训练班和大学考古专的课程设置等问题。由于夏鼐是中唯一曾在国外正规田野考古训练的专家，他的意见起了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５年，举办的四届考古训练班，均由曾任文化部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教授出任班主任。大学的考古专业，则由考古研究所派遣苏秉琦副研究员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兼任直至１９８２年成立考古学系前，历时三十年）。历届训练班的考古课程中，最重要的基础课“田野考古方法”均由夏鼐亲自讲授。
推背图全集
夏鼐针对各地文物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往往是碑帖和古董爱好者，不了解考古工作是怎样一回事的现实情况，在第一届考古训练班的稿《田野考古序论》中，就开明指‘’出：“考古学是根据实物的史料，来恢复古代社会的面貌。……并不是‘玩物丧志’地古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古物及遗迹”，“是古代传留下来的经过人类加过工的东西”。至于“专考古代金石拓本，考据古文字的字形字义，是古文字学；虽然与考古的关系很深，但并非考古学”。他强调，“田野考古是一种科学的训练”，“是‘实践的’，不是空论”，“实践中重要的是亲自动手”，“要求田野工作的记录的和精确，便是使之‘合于实际’”等等。当时正值《选集》第一卷出版，讲稿明显地贯穿着《实践论》的思想。不久，他又发表《〈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结合田野考古工作的实际，进一步讲述自己学习《实践论》的体会。夏鼐这一至关重要的基本课程，一代学人深刻领会考古学的科学和正确方法，使大家受用终生。田野考古包括古代墓葬和居住遗址的发掘，各地考古工作人员的这些基本技能都是夏鼐当年亲自传授的。他要求初学者在实践中从辨别生土和熟土，也就是从熟练地“找边”学起；发掘墓葬不能盲目下挖，要注意填土中的包含物；发掘遗址要开探方，根据隔梁剖面显示的土色土质（即自然堆积）划分地层，不能按照深度分层，而不顾文化堆积的变化，并且要随时注意遗迹之间的平面关系等等。
至于训练班的基础考古知识和具体技术课程，也多由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和有关人员授课，安志敏讲授中国新石器时古，郭宝钧讲授殷周考古，苏秉琦讲授战国秦汉考古（另外，又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裴文中和贾兰坡讲授旧石器时古，大学的宿白讲授秦汉以后考古）；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白万玉等人则讲授修复、、绘图、测量方面的技术，大学考古专业开始几年的课程同样如此，大约１９５６年以后不再邀请校外专家开课。室内授课结束后的田野考古实习，第一届训练班去郑州和洛阳，第二、三、四届都去西安，主要由考古研究所的“五虎上将”进行实地。第一届训练班结业时，每位还领到一套考古研究所提供样品制成的发掘工具（发掘工作中“找边”和刮地层用的尖头铲、平头铲），以及田野工作中使用的遗址和墓葬发掘记录本、出土标本登记册和标签本等。各地文物单位随即照样复制，一直沿用下来。第一至四届考古训练班，共计培训三百四十一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都是历届考古训练班结业的，为全国各地培养了田野考古，将科学的发掘方法和基本设备迅速普及到全国，使田野考古成为中国考古研究的主流。
１９５５年秋，为配合国家治理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由夏鼐兼任队长，安志敏兼任副队长，调集各省文物单位人员（多为考古训练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化部文物局人员，共计四十余人，分为十组前往三门峡水库区河南、山西、陕西三省间的十四个县，进行深入的考古文物普查。普查时，夏鼐坐镇洛阳指挥一个多月，并在队员出发前作了题为《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的指导性报告，将亲自设计的缜密调查记录表格印发给大家使用。调查期间，他不断披阅各组的工作汇报，编发考古队通讯，针对发现的问题随时发出具体，并曾亲临三门峡古代漕运栈道遗迹现场，查看那里发现的汉唐题刻。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考古文物调查，共计发现各类古代遗迹二百七十八处，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宫元代壁画。１９５６年５至６月，又由安志敏率领黄河水库考古队重组人员，分四组先后进行三门峡水库区部分县复查和甘肃刘家峡水库区调查，在刘家峡地区发现古代遗址和墓地一百七十六处。调查结束后，夏鼐专程到西安听取工作汇报，视察所获考古标本。随后，１９５６年秋、冬两季和１９５７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又集中在原陕县会兴镇（今三门峡市区）附近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仅安志敏主持发掘的庙底沟史前遗址即有七十余人参加，开掘一百五十多个４米×４米探方，总面积２４００多平方米。另由林寿晋主持发掘上村岭虢国墓地和后川东周墓地；俞伟超主持发掘刘家渠汉唐墓地，进行三门峡漕运遗迹的勘察。先后参加这些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上百名人员，既有参加过考古训练班的各地人员，又有考古研究所新入所的人员，因而是对青年考古人员的再次集中培训，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
夏鼐去大学历史系任教，还是在设立考古专业以前，１９５１年春季第一次授课时，听课的是历史系和博物馆专修科同学。１９５２年秋季创办考古专业后，因院系调整开学甚晚，夏鼐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推迟至１９５３年１月中旬才开课。我清楚记得，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２日下午，大家齐集大学文史楼一层西头的１０８号阶梯教室，翘首静待夏鼐第一次上课。他身穿俭朴的灰布短大衣，头戴皱巴的布质解放帽，讲话声音较低，温州口音很重，板书写得笔画轻淡又随手擦掉，因而多数同学听不明白。考古教研室安排青年教师刘慧达上课时坐在前排记录，课后将记录稿送请夏鼐本人审阅，再油印成讲义发给同学。那时考古研究所没有小汽车，夏鼐每周乘公交车去大学，有时因挤不上西直门开往颐和园的３２车而迟到。寒假前是周一下午上课，寒假后改为周二上午讲两小时“考古学通论”，中午无法休息，下午再讲小时“考古方法”。他曾在未名湖畔教同学用照准仪进行简单的平面测量，在镜春园原燕京大学史前陈列室旧址（那时是考古专业的标本库房）教同学在汽炉子上用漆皮胶粘接陶片。
夏鼐于１９５５年春季再在大学考古专业讲授“考古学通论”时，由东北人民大学为创办考古学专门化（大学考古专业前身）派来的教师单庆麟记录，记录稿经夏鼐本人审阅后，铅印成讲义发给同学。两份考古学通论讲义的内容，都包括绪论（考古学的定义、门类、资料范围、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考古学简史、外国考古学现状等等，均属基本和基础知识，其中讲到许多具有前瞻性质的信息，例如新石器时代部分都曾提到西亚新发现的耶莫（Ｊａｒｍｏ，或译“查摩”）等前陶农业文化遗址。
１９５７年以后，夏鼐没有时间继续去大学兼课，但他始终关怀大学考古专业的发展，曾应邀两次为毕业班同学作报告，一次“考古学当前形势及青年考古学者的任务及要求”，以及“新疆考古学概况”；一次“世界考古学的目前动态”、“我国考古学上的主要问题”和“考古学研究方法”等专题。苏秉琦任职期间，始终不断向他通报情况，报告视察同学实习和其他发掘的，共同商讨教学和生产实习的问题（有时由宿白或青年教师前来）。苏秉琦还将学生的实习报告、学年论文及青年教师的论文送请夏鼐审阅，夏鼐或毫不客气地提出商榷意见，或给予应有的肯定（例如，１９７８年称赞李伯谦的《试论吴城文化》“写得较好”）。而每年毕业生分配时，大学考古专业除自留个别毕业生外，往往让考古研究所优先挑选。这些，都见于《夏鼐日记》的记载。
另外，夏鼐还曾为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为新疆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新疆考古学概说”。历年来在不同场合聆听过夏鼐讲授考古学基本课程的学生，包括前述考古训练班四届和六十年代初以前毕业的大学考古专业学生，总计不下五六百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田野考古人员，大部分都曾直接聆受过夏鼐的，是他的亲授。西北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夏鼐本人不曾亲自授课，但在其开办前曾应邀与西北大学校领导和马长寿、陈直等先生反复商谈，表示考古研究所将予以大力支持，并曾派郭宝钧、陈梦家、石兴邦、张长寿、杨泓等前往授课。
１９５７年初，考古研究所为本所刚参加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举办见习员训练班，课程与前后四届考古训练班相仿，由所内外专家授课，所外个别文物单位的人员也前来学习，堪称第五届考古训练班。夏鼐除审阅大部分课程的讲稿外，再次亲自讲授“田野考古方法”，对田野工作方法作了更系统的论述，讲稿编入后来出版的该训练班教材《考古学基础》。夏鼐在这部讲稿中，从考古调查到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记录，田野工作的每个环节都讲得十分具体，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关于室内整理中的器物分型和定名，他说：“要使每一型有它独有的特征，……同时又要忽略掉一些偶然的毫无意义的细小差异，否则每一件古物都要自成一型了。”“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尽量采用一般已通行的分类法，不要毫无意义的标新立异”，“要尽量采用大家都通用的名称，不要专找意义不明的冷僻的奇字”。讲到根据地层中不同种类遗物推断年代，一再强调“孤证不足为凭”，“需要包括比较全面的各方面，才可下结论”。特别提到“陶片，作为断定年代的价值较高，但是须要全面来考虑，不能以极少数的陶片为准”。他更着重指出，推断年代“并不是考古学的最终目标”，“考古学的最后目标，是要恢复古代社会情况和社会发展史。……我们不能希望每一次发掘都可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发掘后的主要急迫工作，是将所获得的材料，整理后尽早发表出来，以供大家利用。至于进一步较高度的研究工作，可以在发掘报表后再做”。至于如何编写报告，则认为应该力求“精简扼要”“明白易懂”“检查参考方便”。
夏鼐一贯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他以自己的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采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切忌有“挖宝”思想。１９５２年开始发掘的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１９５４年开始发掘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起初都是为考古训练班实习而安排进行的。如果没有切实做好田野调查发掘、和精确地做好记录，进一步研究便无从谈起，所谓研究便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臆测，甚至流为无稽之谈。
１９５６至１９５８年，夏鼐指导进行明定陵的发掘，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考古发掘的典范。他不顾身患严重十二指肠溃疡的病情，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随时奔赴发掘现场，抱病深入潮湿的墓穴多日，匍匐清理万历帝后棺中散乱的文物，亲手绘图记录分布情况。发掘结束后病倒，疗养了近半年的时间。而发掘资料被搁置二十多年后，又是在夏鼐的再三督促下，得以重启整理并编写报告。他时终于基本完成文稿，但未能看到１９９０年的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