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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现场“抢麦” 就12个治污痛点向部长尖锐发问

※发布时间:2018-10-8 0:45:22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一个上午的专题询问,全国常委会委员、全国代表提出的12个问题都相当尖锐。有代表问扬尘问题到底怎么治,这背后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有代表问柴油车问题,是涉及不同部门之间的责任问题;还有代表问:大气污染究竟对健康影响有多大?这些都是“痛点问题”。

  “出席会议和列席会议的同志,还有什么想提问题和询问的事情?”栗战书话音刚落,会场右侧倒数第二排的全国代表刘怀平站起身来举手“抢麦”。生态部副部长答完刘怀平的问题后,会场很快又有几只手高高举起。这是昨天全国常委会专题询问的现场。

  昨日,十三届全国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包括国务委员在内,“一府两院”共有16位部级以上领导到会应询。

  一个上午的询问结束后,抢到麦的全国代表刘怀平向南都记者感慨:“大家问的都是很尖锐的‘痛点问题’。”

  作为新一届全国常委会第一场专题询问,聚焦“蓝天战”,就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追问。

  南都记者注意到,由国务委员领衔,“一府两院”13个有关方面负责人到会应询,有的部委还来了两位部领导。

  刚开场,中央局常委、全国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便直言:“距离2020年实现确定的生态一系列约束性指标还有不到3年时间,时间非常紧迫、任务十分繁重。开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是关键,整改落实是目的。此次专题询问,就是要在此前执法检查基础上,问题导向、找准症结、分析原因,达成政策共识,形成工作合力,推进生态目标实现。”

  “希望大家聚焦问题、突出重点,讲实情、说实话,问问题注意简洁明了、直奔主题,回答问题直截了当,不要搞成汇报工作式的发言。”栗战书说。

  刘怀平是新任的十三届全国代表。此番受邀列席全国常委会会议、参加专题询问,对他来说都是首次经历。

  “我前期参与了执法检查,结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专门准备了3个问题。”在刘怀平看来,专题询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在,堪称是“机会难得”。按照议程安排,首先由此前提前报名、提交问题的6位全国常委会委员发问,其后便是现场举手“抢麦”。

  “有两个问题都被前面委员问掉了,所以委员长一让大家举手,我就站了起来,坐在后排,怕他看不到我。”刘怀平的问题,是给生态部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很多条款明确对和企业在信息公开提出要求,但我们在执法检查中还是发现,很多企业都以‘重要商业秘密’为由不息,或者公开的信息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请问生态部,你们接下来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企业的信息及时、完整、准确和强制公开,保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由于参与联组会议专题询问的人员多、会场大,刘怀平一口气“喊”出问题后,又高高举起名牌,一字一顿介绍:“我是来自江苏盐城的代表刘怀平。”

  “执法检查中,司法机关、执法部门都反映:拿不到完整的企业环保数据,司法、执法都缺少支撑,社会也很难监督。赵副部长是‘老环保人’,他当场就要通过排污许可证制度推进企业信息公开,还实实在在列了好几条举措,如果能落实,效果应该比较好。”

  刘怀平还发现:一个上午的专题询问,全国常委会委员、全国代表提出的12个问题都相当“尖锐”。“有代表问扬尘问题到底怎么治,这背后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有代表问柴油车问题,是涉及不同部门之间的责任问题;还有代表问:大气污染究竟对健康影响有多大?”刘怀平坦言:这些都是“痛点问题”。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专题询问的一问一答中,针对部长的回答,有的委员和代表还现场点评、补充提出。

  比如全国常委会委员周洪宇就“如何进一步健全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配套法规”发问,在司法部副部长刘炤、生态部副部长赵英民、国务委员作答后,周洪宇还进一步:真正解决大气、水污染问题,需要有统筹考虑,除了几个部门领导提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之外,土壤污染防治法、湿地保等一些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也需要尽快制定。

  连续举了4次手,临近专题询问尾声才抢到提问机会的全国代表党永富向南都记者表示,在农资次生灾害污染中,化肥、农药造成的大气和污染比较突出,但是在这次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中发现,目前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成为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中的一个短板,目前研究发现,利用新材料、新技术在化肥减少20%-30%的基础上,粮食还能增产,减肥治污已经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我将继续通过全国常委会提,通过国务院推动落实、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委员长也说,现场没问上的,会后还可以书面提交问题和。这是一个法律程序。”党永富说。

  党永富所说的“法律程序”,是指各级常委会监督法中,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一府两院对其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须向本级常委会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排污许可是国际通行的治理基础制度。2015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

  两年多过去,国务院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至今仍未出台。这一问题被日前全国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点出,同时明确要求出台时间表:在2019年年底前出台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按行业、地区、时限核发排污许可证。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就在各地陆续试点排污许可制,总计向约24万家企事业单位发放了排污许可证。但排污许可制在管理制度中核心基础地位不明确,在推动企事业单位落实治污主体责任方面发挥的作用不突出,环保部门依证监管不到位,各地要求不统一。有形容其“在中国推行20余年,仍是案牍空文”。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要求将排污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一证式”管理。同时提出加快制定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18年1月,原部又公布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在昨天的专题询问中,这部被反复要求“加快制定”的行规有了新的时间表。司法部副部长刘炤透露,目前条例的总体思已经比较清晰了,就是要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和所有要素的排污许可制度。下一步,司法部和生态部将组成联合小组进行研究,争取在9月底之前起草出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送审稿,并抓紧听取各方面意见,确保在全国常委会要求的时限之前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提请国务院审议。

  对于新排污许可证的核发情况,生态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目前已完成重点行业的核发。截至去年底,针对火电、钢铁等排放量大、风险高的15个行业核发了2.1万多张许可证。

  下一步,排污许可证全覆盖速度将加快。赵英民透露,要做到核发一个行业、清理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明年,要使得实现覆盖固定源大气污染物主要排放量覆盖80%以上的目标,到2020年要实现所有固定源全覆盖。

  南都记者了解到,这些已核发的新版排污许可证与以前相比,更加全面地记录了企业信息,并被完整地公开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方便监督。

  围绕交通运输领域的污染防治举措,全国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在昨天的专题询问中抛出一连串问题:柴油质量不达标,机动车和非道移动机械召回制度不落实,甚至出现有的柴油车没有安装污染控制装置等问题,该如何改进?

  南都记者了解到,最新研究表明,燃煤不再是大气污染主要来源,而柴油车等移动源在本地排放中占比高达45%。

  针对吕的提问,交通运输部部长给出运输结构调整的主要思: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和汾渭平原为主战场,用三年时间,集中进行攻关,力争到2020年全国铁货运量比2017年增加11亿吨、水货运量增长5亿吨、沿海港口大货物公运输量减少4.4亿吨。《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正在制定,在这个方案当中,上述三个同样作为重点地区,以国Ⅲ及以下排放的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为重点开展治理,统筹“油、、车”的治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毕井泉介绍,这次机构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我们将把油品质量监管与市场监管统一起来、整合力量,进一步加强取得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企业的生产、销售过程的现场检查,加强抽样检验,严肃查处无证市场,掺假使假、以低标号冒充高标号油品的行为,严肃查处计量和质量欺诈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移交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备受关注的《机动车召回管理》也有了出台时间表。毕井泉介绍,原质检总局会同原环保部完成了《机动车召回管理》送审稿,正在按程序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估计近期可上网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他表示,要以这次检查为契机,抓紧工作,加强协调,力争年内出台机动车环保召回制度。

  治理大气污染,现有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从严修订?专题询问中,全国环资委委员、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矫勇指出,主要工业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36项标准,近七成是在2013年发布的,也就是“大气十条”之前制定的,这是否能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

  就此,生态部副部长赵英民解释,现行有效的大气排放标准覆盖了主要污染物总排放量的95%以上。从标准体系来说,我国行业排放标准也在不断完善,火电、钢铁、石化这些重点行业的国家排放标准,总体水平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国家确定的重点区域了特别排放,通过提高标准,进一步推动了空气质量改善。

  赵英民也坦承,目前我国标准体系的问题在于,主要是针对煤烟性的大气污染,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这些常规污染物行业排放标准比较健全,但是针对臭氧污染、控制挥发性有机物这些污染物指标的排放标准还有所欠缺。

  此外,促进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动力不足,标准编制需要的相关科技支撑不够,所以在有些行业特别是现在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行业,进一步提高标准,存在一定的困难。

  “我们国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不能仅仅满足于国际先进水平。”听完赵英民的介绍,矫勇拿过话筒,补充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我国去年燃煤量相当于27亿吨的标准煤,美国只是5亿吨标准煤,就是我们的燃煤总量再减少一半,也是美国的2.7倍,所以我们的标准一定要大大从严。”

  “全国法院每年刑事案件是90万件至100万件,而从2016年1月份到2018年6月污染的案件是3489件,其中涉及到大气污染的只有36件。”昨天,在全国常委会专题询问现场,最高副院长江必新谈及污染刑事案件“判罚偏轻”时披露上述数字。

  江必新说,目前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涉及到大气污染的占比非常之低,涉气类污染刑事案件在整个污染刑事案件中占比也仅仅是1.03%,其中涉及到企业的只有5件,占比也非常低,“但其实真正排污的大户还是企业”。

  对于涉气类污染刑事案件少,最高检副检察长樵也表示认可。他解释,“案件少”的一大原因在于大气污染排放的取证难。“大气污染排放结束后再去查证这个气体,难以查到,只能通过遗留的物质来查证,比如遗留的燃烧电子元件,燃烧的晶体管、集成板如果还在,通过查证,可以作为。如果燃烧的固体东西都没有了,取证就比较困难了。”

  另外,构成污染犯罪的一个标准是在于“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但司法机关在取证调查中,也很难“情节严重”。

  南都记者注意到,全国常委会就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中,也明确点出: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司法保障作用发挥不充分。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犯罪主体认定、采信标准等方面理解不一致。不同地区对刑事处罚标准掌握不统一。大气污染违法行为调查取证难,鉴定机构少、费用高、周期长、司法技术职称能力不强,影响司案工作效率。

  对于当前存在的“判罚偏轻”现状,江必新分析,在3489件涉及污染刑事案件中,包括36件与大气污染相关的刑事案件,所有的都做出了有罪判决。但是有52%的判了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有48%的案件是判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江必新认为,判罚偏轻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的量刑标准。根据刑法,违反国家,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的,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从法院的主观原因来看,对污染的犯罪还是缺乏深刻认识,对它的社会危害性,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另外,这些犯罪很多是受或者受暗示实施的,有时候下不了手。”江必新说。

  南都记者了解到,此次全国常委会会议的分组审议中,多位全国常委会委员、全国代表也非常关注犯罪违法成本低、刑事处罚力度整体偏轻的问题,呼吁提高违法成本,在接下来的修法中,进一步加大对违法排放企业的处罚力度。

  在昨天的专题询问现场,“两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江必新认为,接下来可通过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审判过程接受社会监督,也就是最高法的监督指导方式之一,进行类案专项分析,随时把这类案件拿出来进行比照分析,发现有执法不力或者偏软的,及时进行监督指导。

  樵则表示,在立法中,对于污染犯罪这些年来做了很大的改进。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立案标准,证明污染犯罪情节严重较难。

  据此,樵也,希望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和公益诉讼立法保障,特别是对于犯罪标准,污染罪能不能在立案标准上做一些修改,比如把“结果犯”修订为“行为犯”,只要排放有毒气体就认定为犯罪。

  9日发布的全国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指出,“城中有钢”,“煤电围城”等问题突出。包头重化企业围城,全市建成区面积不足总面积的1%,但聚集了全市约90%的钢铁产能、89%的火电装机和90%的稀土产量。

  报告认为,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偏重、布局偏乱,能源结构调整不到位,运输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因。

  南都记者注意到,此类“城中有钢”“重化围城”问题已是老问题。此前,在2015年年底,原环保部就曾对华北22个城市(区)的环保督察结果指出,“工业围城”“一钢独大”“一煤独大”等现象在华北地区一些城市比较普遍,产业结构布局和能源结构问题已成为华北地区环保瓶颈。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回应称,我国部分地区产业结构依然偏重,特别是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问题比较突出。

  问题之外,辛国斌也介绍,过去五年,累计退出钢铁产能超过1.7亿吨,煤炭产能8亿吨,水泥产能2.3亿吨,平板玻璃1.1亿重量箱,关停煤电机组1500万千瓦,全面出清1.4亿吨“地条钢”。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了27.5%,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有力地推动了结构性减排。

  针对“如何从源头上减少工业污染”的问题,辛国斌指出,将调整优化重点区域产业布局。推动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城市钢铁企业采取彻底关停、转型发展、就地、域外搬迁等方式,逐步优化我国钢铁产能布局,到2020年,确保省钢铁产能控制在2亿吨以内。

  “今年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力争提前完成‘十三五’期间钢铁产能1.5亿吨的目标任务。”辛国斌说。

  如何进一步减少对大气污染的影响?辛国斌表示,将指导和督促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实施采暖季错峰生产。喜马拉雅山雪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