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史，说透节操事。本人主讲的十集新《东林沉浮》，5月26日—6月4日，已于12套《法律讲堂》文史版（首播22:40 7:22、16:08），以下是全本节选1——
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是东林党人的辉煌岁月。史书描述这个时期用了四个字：东林独盛。大明政坛内阁、中央六部等关键部门，遍布东林党人。
有人说，东林党人在大明政坛除了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外，什么也没做。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这四年东林辉煌期，忧国忧民的东林人在上还是做了些大事。诸如言，风气，评价不错。
我们知道，官员考核，在历代王朝都是一道必做的重点题。秦汉时期,就有对实行考课制度。以考课结果决定对官员的赏罚升降。到了我们眼下所说的这个明代。就更加精细了。
明朝的分为九品十八级。先分级别，再按种类考察。四品以上为高级官员，五品以下为中下级官员；这是级别，什么是种类呢？就是按地区划分，分为京官与外官。明朝对考核的部门主要是两个：一部一院，由吏部、都察院共同负责。那么，这一部一院，在东林施政之前，具体是怎么考核的呢？
据《明会典》记载，对于官员的考核，吏部设考功清吏司,“掌考课，黜陟之事”，而都察院“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黜陟，就是升迁。一个管升迁，一个监督升迁，形成考满与考察相结合的明朝官员考核制度。所谓考满，就是任职期限结束的考核。相当于现在的述职报告加离职审计。所谓考察，就是的定期干部考察。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对地方与官员的考察。主要在“德、勤、能、绩以及身体”这几个层面打分。京官六年一考，是为京察，地方官两年一考，是为外察。
可以说，在明朝的二百多年间，对的考核从未中断。但其状况并不是一直都好。为什么？因为明朝的制度使然。
众所周知，明朝实现高度的君主，这种体制有两个特点：一是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官员的工作热情很低，而且生怕犯错。什么人不犯错？一是，二是不做事的人，所以明朝官员因循守旧，普遍。二是低薪，明朝官员工资是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低的，低到什么程度？一位县官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现在，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块钱样子。这是编制内的，编制外的一个籽没有。县长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多事情怎么一个人完成，所以要找人帮做，招师爷招小工不发工资也没人来，这个钱国家不给，自己掏腰包。这些开销倒是小事，最要紧的，是上贡，上级决定你的升迁，逢年过节、迎来送往，不孝敬行吗？这样一算下来，两、三千块钱的月工资，不等于让县长做无米之炊吗？
所以明朝整个官僚体制效率低下，是唯一工作动力。毫无疑问，这是底薪养贪体制。抛开官员的品质不讲，仅就制度而言，有权位无高薪的们必需，否则很难升迁。
到了万历年，低薪养贪愈演愈烈，吏部和都察院官员甚至拿考核干部当买卖做。对干部的考核，已经变为和排除的工具，大张旗鼓的考核只不过是走过场。还有，明朝中后期加剧，买官卖官已经半公开化，明朝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对当时的卖官鬻爵有这样生动描述：
说有个叫晁思孝的老秀才，是个官迷，但是屡试不第，于是凑了三千两银子，弄个知府当当。起初，老秀才心疼钱，只取二千两银子，通过中间人向两个行贿，结果把两千两银子撇出来了，说：“这是五千两的缺”，看中间人面上，最低价三千。无奈晁思孝只得再取一千两，全部，于是得偿心愿。
掌握了组织人事任命的东林党人，选拔干部的第一标准是，因为高攀龙和杨涟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们对污吏深恶痛绝。东林组阁期间，“外察”和“京察” 在东林时期执行得最严格，而且做了特别标记，官员一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罢官，终身不再起用。
主导官员考核的是时任吏部尚书星。面对，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东林内阁的考核官员，绝对是动真格，不惜伤筋动骨。天启四年二月，东林内阁公布考核结果，因“素行不谨”等问题，北南两京官员被处理的官员达338人，人数创有明二百年来之最。
如此，确实令出现了“君子入仕”的盛况，当然，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严重隐患，那就是树敌太多。有人说，东林这种做法是排除，我说他们这是“为渊驱鱼”“水至清则无鱼”。
因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者，不是农民就是地主，本质是小农，小农最重视的是土地，最的是商业。在以地主或农民组成的者看来，农业不只是解决肚皮问题，它还担负着重要的作用——制作安份守已的。而到处迁徙的商人，则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集中国传统黄老思想之大成的《吕氏春秋》就曾对农商两业前恭后踞：
“舍农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徒，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
“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商人都是奸人，商业做大了会朝廷基础，所以，到了一定时候，该就他们。
基于这种思想，历代王朝者对商都采取政策。诸如汉高祖刘邦，就下过“贱商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生意人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不准商人穿丝绸的衣服，不准商人乘坐马车，并且对商人苛捐杂税，让商人子弟世代不能做官。
到了明朝，情况并未出现改观。明朝开国朱元璋，对商人说过这么一句狠话：“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之”
朱元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种田而专门做生意的话，这种人就是“游民”，我们要将这种人抓起来治罪。
朱元璋的子孙在轻商上，比起老祖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武朱厚照曾经“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把商人和戏子划为一类，不让他们穿貂皮大衣。
明神万历朱翊钧更狠，对商人各种苛捐杂税，千方百计地商业，明万历二十七年，巡盐御史应朝卿，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经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应朝卿的这个报告，道出了触目惊心的商人：万历年间由于的苛捐杂税，在民间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减少60-70%，大部分的商人都破产。
这与东林内阁的商业政策息息相关。东林元老、吏部尚书星明确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就是说，工商业和农业，对国计民生同等重要。他们反对加重工商户赋税负担，要求“爱商恤民”。
对于东林党护商之举，也有人认为他们出于一己——本集团利益，说他们代表了江浙工商地主集团利益，但是我认为，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搞“诛心论”，而要看它的大方向。实事求是地说，东林党护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方向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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